2018年減稅降費力度預計超過1.3萬億元，超過年初確定的1.1萬億元的政策目標。
近日，財政部部長劉昆接受新華社、人民日報等媒體采訪時表示，2018年減稅降費力度預計超過1.3萬億元，超過年初確定的1.1萬億元的政策目標，而且還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、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。無疑，積極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。那么，大規模減稅應該從何入手，如何減稅才會更加有效？
迄今為止，減稅政策出臺了不少，有些政策效力還有待發揮。新增不動產進項稅額抵扣是實打實的減稅政策，但企業經營正處于低谷，應收賬款回收緩慢，即使有新增不動產的必要，也難以落實，這樣減稅的政策效果也就感受不到了。只有當企業經營狀況改善，減稅政策效果才會顯現。因此，需要區分和統籌看待減稅的短期與中長期效果，形成合理的減稅政策體系。
社會各界對大規模減稅早有期待。大規模減稅要讓企業和居民明顯感受到，首次應設定好減稅規模，并加以強調。
近年來，國家一直在推減稅政策，且在政府工作報告和預算報告中都有所體現，但社會對減稅反應不夠強烈。
大規模減稅應吸取這一教訓，直接給出減稅規模，而不是每年說一個規模，如5萬億元減稅計劃，就比每年減8000億元或1萬億元效果更好。
大規模減稅肯定要在主要稅種上做文章。
增值稅稅率簡并工作是既定任務，但至今未見明確目標。
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則，增值稅三檔并兩檔的目標應是基本稅率10%左右和低稅率5%左右。
從2018年5月1日開始，增值稅17%和11%的稅率各降1個百分點，值得充分肯定。為進一步突出減稅效果來看，年內可再加大力度，16%和10%的兩檔稅率一次性再下調2個百分點，6%的稅率下調至5.5%。從社會反應來看，稅率一次性下調2個百分點的效果優于分兩次每次下調1個百分點。
企業所得稅稅率應從25%下調至20%。
2007年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統一時選擇25%的稅率，就是基于國際稅收競爭環境的選擇。如今，美國稅改之后，聯邦公司所得稅稅率從15%-35%調整到21%。由于美國多數公司本來適用35%的稅率，因此，可以理解為公司所得稅稅率下降14個百分點。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，其做法容易為其他國家效仿。在這樣的背景中，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5個百分點，也不能算大幅度的下降。
消費稅稅目稅率調整已是時機。消費升級意味著中高檔商品消費的增多，但范圍過寬稅率過高的消費稅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消費升級。以2018年11月首屆中國進口國際博覽會召開為契機，大幅度降低消費稅，不僅可以讓更多的進口中高檔消費品為國人所消費，而且也給國內生產的中高檔消費品以更多的機會，讓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標更快得到實現！
個人所得稅法剛剛修正，但這并不意味著個稅稅制已足夠完善。實際上，在這次稅法修正中，社會就一直對綜合所得最高邊際稅率45%的下調充滿了期待。1980年工資薪金所得選擇45%的最高邊際稅率，是因為當時發達國家最高稅率一般為50%-75%。1986年美國稅改之后，多數國家稅率已下調。這次美國稅改，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降為37%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，綜合所得稅率適當下調并不為過。理想的做法是與企業所得稅稅率一致，這可以解決征管上的許多難題。
如果考慮到各方因素，那么最高稅率下降至35%也是可以接受的
。降低最高邊際稅率，并相應調整其他各檔稅率，可以更好地促進消費，特別是中高檔消費。
其他各小稅種也可作同步減稅規定。實際上，增值稅和消費稅稅率的下調，就意味著城建稅、教育費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等稅費的同步下降。為了讓減稅政策有效，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期間，任何增稅的政策都不宜出臺。
由于過去條件的限制，稅收征管特別是基層稅收征管相對比較粗放，這適應了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。如今，在大規模減稅政策實施背景下，除了某些可能涉及違法經營的業務之外，應盡可能不翻舊賬，并在制度上充分體現，讓企業信心滿滿，重新出發，迎接未來的挑戰。
企業和居民在對減稅前后稅負比較的是實際稅負，而不是名義稅負。
無論是征管科技的進步，還是稅務部門內部管理的加強，都意味著征管力度的加大，這樣上述減稅政策實際上可能減少的稅收收入會比名義上測算的少。這是減稅決策中應考慮的問題。
大規模減稅之后，財政無法正常運行怎么辦？這是減稅決策不能不考慮的問題。減稅肯定意味著國家稅收收入的讓渡，結果是稅收收入一點不減的政策難以稱得上真正的減稅政策。近幾個月來，財政收入增速在放緩，但這不是大規模減稅政策不能出臺的理由。為了配合大規模減稅，至少還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：第一是向存量要流量。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，國有經濟布局的調整，部分企業國有資產可以轉換為現金的方式存在。近年來，隨著辦公用房制度的嚴格執行，行政事業單位的部分用房有變現的可能。二者都可為財政運行提供資金。第二是適當擴大2019年的國債發行規模。當前債務風險主要在地方，國債風險較小，2019年較大幅度地提高國債余額上限，可以應對減稅政策的挑戰。
大規模減稅政策的出臺肯定是一次巨大的挑戰，但它無論對當下經濟的進一步穩定，還是對國家治理的現代化，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，都值得去推動。
